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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两百零四期(2012年9月16日),我用笔名“观音奴”发表过一篇《葛小姐的“碧墨秋波”——一条阿尔泰学的前朝八卦》,介绍了盛成(1899-1996)在其回忆录《旧世新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中以“葛小姐”之名称呼的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图一)的几个生平片段。有关葛玛丽的传记材料一般都会提到,她于1931年到1932年之间曾到中国访学,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简称平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做过研究,只是来华和离华的具体月份和日期不详。《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1卷第6号(1932年3月10日)页37刊有一则通讯《德国葛玛丽女士来平研究》:

德国普鲁士学术研究院近派该院研究员葛玛丽女士(Dr. A. von Gabain)来华研究。女士精于回纥文,为德国W. Bang教授之高足,与之合著“Türkische Turfantexte”由该学士院出版。又女士之博士论文为陆贾《新语》之研究云。

从该号《读书月刊》的出版月份和日期,可以大体推知她来平的具体时间。

图一


据盛成回忆,葛玛丽在平期间曾租住于伍连德(1879-1960)家,伍太太是德龄公主的妹妹福(容?)龄公主。这些回忆一看就有问题,至少伍夫人叫黄淑琼,与那两位前清女官没有关系。葛玛丽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帝王之鉴:陆贾〈新语〉》(Ein Fürstenspiegel: Das Sin-yü des Lu Kia, Tag der Promotion: 30.VII.1930),国图藏有一册(索书号C\PL2997\S44G11,条码号3104963834;图二、图三,周运摄),内有两处批改(39页脚注3,41页脚注3;图四、图五,周运摄),与葛玛丽的墨迹比照,应该是她的字。国图还藏有另一位德国女性汉学家本哈第(Anna Bernhardi, 1868-1944)的论文《陶渊明的生平与诗歌》(Tau Jüan-ming[365-428]. Leben und Dichtungen, Berlin, 1912)的签赠抽印本(索书号C\PL3277\G3B52,条码号3104970359;图六)。本哈第还是德国最早研究西夏学的学者之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在华期间,葛玛丽在突厥学方面主要做了三项开拓性的工作。一是整理袁复礼(1893-1987)在西北考察时所购、后又售与平馆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即玄奘传)回鹘文译本残叶。二是译释黄文弼(1893-1966)于1928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手拓的回鹘文碑铭。三为整理平馆所藏“畏吾儿写经残卷”。第三件东西,袁同礼(1895-1965)曾请陈寅恪(1890-1969)看过,但陈回信说只知是回文(回纥文、回鹘文)佛经,因经书已被割裂,装裱时又有错乱,“殊未易知其为何经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第5页)。

葛玛丽回国时,据说曾将平馆所藏回鹘文《慈恩传》借走。冯家升(1904-1970)在《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1953年6月中国科学院出版)中说:“一九三二年,格玛丽(葛玛丽)由北京图书馆把所藏的这一部分借走,七七事变前,北京图书馆直接去信催还,又间接通过法西斯替的德大使馆催索,格玛丽皆置之不理。抗战初期,又曾设法追索,仍无结果。直到一九四六年,经过种种困难,这一件流落异邦的重要文物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原刊前面所冠的“本书内容提要”说得更难听:“1932年纳粹德国人设词骗走柏林……”不仅把借书说成“设词骗走”,更直接骂葛玛丽是“纳粹德国人”。但是,等到这篇《研究报告》收进《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时,“又间接通过法西斯替的德大使馆催索,格玛丽皆置之不理”这两句话已被删去,含有那句“纳粹德国人设词骗走柏林”的内容提要自然更不会收入了。

回鹘文《慈恩传》回国时,在1947年1月11日天津版《大公报》第7版“图书周刊”副刊第2期“学术界消息”栏,以及1947年1月14日上海版《大公报》第11版“图书周刊”第2期“学术界消息”栏,曾发表《北平图书馆回纥文经典由德运平》进行报道:

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回纥文写本经典,内载玄奘法师列传,一九三六年曾由德国普鲁士学院商借运至柏林研究,由该院研究员von Gabain女士,根据此项资料,完成著述二种。但因道远,迄未归还,欧战发生,该经典是否完整,中外学术界颇为关怀。

去年夏间,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氏访问柏林,获悉该经典依然无恙,乃由普鲁士学院委托英国军用机运至伦敦,复由英国皇家学院航运来华,交该馆点收。珠还合浦,可称艺林盛事云。

此消息复由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图书展望》季刊复刊第3期(1947年4月30日)全文转载。袁同礼访问柏林的“去年夏间”,应指他1946年7月的德国之行。与冯家升《研究报告》所说不同,这篇消息认为借书的是德国普鲁士学院(即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Die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读书月刊》作“普鲁士学术研究院”)而非葛玛丽(她只是研究者),而且借书的时间是1936年而非1932年,更没有提到借书不还和不理催索等事。因“图书周刊”副刊即为平馆所办,发布消息的时间又早,其权威性似乎高于冯家升所说。如果不是印刷有误的话,两种时间到底孰是孰非,实有重新研究的必要。葛玛丽“根据此项资料,完成著述二种”,应指刊于《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的《回鹘文译本〈慈恩传〉之一:卷五残叶》(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I. Bruchstücke des 5. Kapitels. 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1935. VII)和《回鹘文译本〈慈恩传〉中的书信》(Briefe der uigurischen Hüen-tsang-Biographie. 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1938. XXIX)。笔者十多年前曾于西单横二条的中国书店以十元购得收有后一种论文的《会议报告》(图七、图八、图九),并于近年又从日本购得彼土名家使用过的两种论文抽印本的复制本。其实只有发表于1938年的第二篇论文才刊布了平馆藏本中很小一部分的残叶,1935年的论文只是提到平馆藏本而已。葛玛丽或普鲁士学院从平馆借走的回鹘文文书似不止《慈恩传》一种。冯家升在《研究报告》中还说:“北京图书馆另藏一小包回鹘文写经,计大小共二十五页,一九三二年格玛丽借走,一九四六年交还。”从冯家升对这包写经的页数(二十五页)和内容的描述来看,应该就是陈寅恪看过的回鹘文佛经。后来有学者重新研究过这包写经。

图七


图八


图九


葛玛丽返德后,与老师邦额(Willi Bang, 1869-1934)继续合出《突厥语吐鲁番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此一系列自1929年到邦额去世的1934年共出六种,奠定了她在突厥学上的学术地位。从1935年到1937年,葛玛丽赴土耳其访学,期间曾在安卡拉大学担任其新建汉学系的访问教授。葛玛丽赴土的具体月份和日期不详。由于王重民(1903-1975)于1935年8月3日至14日到柏林访书期间还见过她(王重民《柏林访书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42期,1935年10月28日),估计其赴土之行还在此后。在1936年4月1日出版的《外交月报》第8卷第4期(土耳其研究专号)65-68页上,刊有一篇葛玛丽写的《在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图十、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此文主旨在于强调古代汉语及其文献(尤其汉语佛典)对解读古代突厥语文献和研究突厥人历史的重要性,后人所编葛氏论著目录均失收。葛文后面附有王钟贤英与何杏芝写的一篇《介绍本文作者》(68-69页,图十三、图十四),值得转录:

葛玛丽女士生于一九〇一年,德国之罗特林根(Lothringen),世为军门望族。一九二〇年开始涉及汉学。适当时柏林大学对于此科与以最好的机会。有专门学者六人分掌讲席。海泥斯(Haenisch)任基本科目,佛兰克(Franke)任历史大纲与历史哲学思想,许勒(Schüler)任实习与会话。至于亚洲语文详论,及其文化现象相互的关系,则由美勒(F. W. K. Müller)讲授。女士受此适当的陶冶,故能于一九二七年提出《陆贾新语帝王鉴》论文,得博士学位。  

在女士求学时期,曾从事一特殊问题的研究,至今犹在继续中。此即存于柏林科学会,源自中古初期的中亚西亚回纥文写本,为研究者极有希望之活动范围。女士在班革(W. Bang)指导之下,曾研究土耳其比较语言学,即将土国现今各地之乡音而追源其最古的方式。此外由中国历史与佛学书本的准备中,推考土国如何吸收中国的文化,以及如何依照自有的特性发生变异等的土国最古文献,曾消费不少的精力与时间。且因兴趣与同情的鼓励,曾经远渡来华,作修学旅行。今则暂留土京,除稍习该国语文,以便为土耳其学之补助外,下两星期便当接受安格拉大学的汉文讲座开始教授矣。女士之计划,以后仍拟返到柏林,继续“吐鲁番”本文之研究。女士韶龄饱学,前月来土京,经中央研究院王静如先生介绍于芃生,由芃生而识凤山,朝夕过从,相互参证,实为学术研究上难得之良友。闻《外交月报》发行特刊,欣然允撰此文,亦特刊之一异彩也。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何杏芝不知为何人,王钟贤英是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参赞(参事)王芃生(1893-1946)的夫人。从文中可知,葛玛丽结识王芃生是因为王静如(1903-1990)的介绍。1936年2月,许世英(1873-1964)出任驻日大使,电召熟悉日本情况的王芃生为参赞,王遂离土于当年4月抵达东京的驻日使馆。所以在这一年4月1日出版的《外交月报》上会有王写的两首《赠别葛玛丽博士诗》(69页,见上图十四):

近事蜩唐古事疑?海天漂泊觅真知,欣传青鸟来今雨,难得红颜已大师!韦黻从新发焕彩(女士精回纥文),阏氏(曷氏)聊与废胭脂(予斥习凿齿说女士亦赞成),相期晨夕共参证,一电飞来怅别离!

暂喜相逢忽报归,此情无限惜分飞!行看古史存疑少,只恐今生再会稀!汉学凭君传哈烈(元人呼小亚细亚为哈烈),仙踪何处觅支机?钩沉索隐期来日,硕学韶龄世所希。

由于葛玛丽可能是在1935年8月以后才到的土耳其(《介绍本文作者》提到葛玛丽“前月来土京”,可惜不知“前月”为何月),到王芃生于1936年2月被电召离土赴日(这就是王诗里说的“一电飞来怅别离”),两人从相识到切磋学术,时间最多不过半年,所以王才会在诗里说“暂喜相逢忽报归”。王认识葛的时候,葛还不满三十五岁,却已精通古代突厥语,在突厥学方面发表重要论著多种,自然他会有“难得红颜已大师”“硕学韶龄世所希”的感慨。

在王芃生离开土耳其后的1937年9月,还是史学青年的宫崎市定(1901-1995)独自旅行西亚途经安卡拉时,留下了接受羽田亨(1882-1955)建议前去参访葛玛丽而不遇的记录(宫崎市定《菩萨蛮记》,《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298页;《宫崎市定アジア史论考》,上卷·概说编,朝日新闻社,1976年1月31日第1版,333页;图十五,周运据国图藏本摄):

下山之后前往新城区,找到了安卡拉大学,看是否能寻访古维吾尔语学者葛玛丽女士(按:原文作“古代ウイグル语学者のガバイン女史”)。新学期似乎还没有开始,校部的值班员把我带到了稍远的文学院。打听之后得知女士为出席学术会议已于前一天出发去了伊斯坦布尔,正好与我擦肩而过。其实虽然见了面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只是研究室的主任教授羽田亨博士曾说过,若是到了土耳其可以去拜访一下,因而顺便前来,不过听说女士不在,还是觉得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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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由宫崎市定的记述可知,葛玛丽于1937年9月还在土耳其,尚未返回德国。

葛玛丽从土返德后,于1941年出版《古代突厥语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作为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此书经过再版(1950)、三版(1974),内容益臻美备。耿世民(1929-2012)在1950年代读到再版的此书后,曾将其全部译出供自己学习时参考,后来又参考第三版对旧译稿做修订将其出版(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不过在耿译出版之前,刘照雄(1932-)已经根据1974年的第3版译出过其中的《文字学》一章(Schriftlehre,耿译作“文字篇”,就是讲述古突厥语字母和发音的部分),刊于内部发行的《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1982年,97-130页)。此译还有一种抽印单行本(图十六),但无出版信息。

译者刘照雄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的副研究员(1980年评定),主要研究蒙古语,兼治突厥语和阿尔泰学。我从网上买到过他的一些档案材料,内有他于1979年9月填写(打字油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附《工作汇报》),以及于1986年2月填写(打字油印)的《专业职务聘任申报表》,知其曾于1957年下半年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干部学校(出国人员外语训练班)学习德语,然后于1958年根据中德科学院互换科研人员的协定,在通过外语考核后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柏林洪葆德大学(即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的民族学研究所(一作民族研究所)进修。在德期间,刘照雄进修了民族学的基础理论,并访问过德国少数民族索尔本族(Sorben)居住的地区。他接受所长也是导师的佩契教授的指导,拟开展民族语言和民族学的综合研究。原计划进修两到三年,完成博士论文,但是在一年后就遵照有关部门领导的指示提前回国。刘照雄就读的民族学研究所应该就是Institut für V?lkerkunde und Deutsche Volkskunde,其导师佩契显即兼擅语言学和民族学的女性学者Gertrud P?tsch(1910-1994),她当时正是该所的所长(Direktorin)。在两表的“外文程度”一栏中,以及《工作汇报》的“外语能力”一条下,分别填写“德语一般会话及笔译,英、俄语阅读、笔译”,“德文会话、阅读,英文、俄文阅读”,以及“德语初具一般会话及阅读能力并能翻译专业著作,英语、俄语能阅读和翻译专业著作”。由以上经历可知,刘有留德的经验,是懂得一些德语的,所以才能翻译葛玛丽的书。在《工作汇报》中,刘照雄对翻译葛玛丽书的过程还有更为详细的说明:“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着手翻译葛玛丽著《古突厥语语法》一书,已译出全书的四分之一(近十来万字),并将原书《文字学》部分(约二万字)清稿。可作为译文样稿交领导或出版部门审阅。如决定出版,本年内可将全书译完。”(图十七)可惜当时已经译就的十来万字,现在只能看到约两万字(刘照雄于1981年12月8日填写的《一九八一年个人研究成果登记表》中的《内部印刷或完稿待印的著译和资料》一栏和填写日期不详的《一九八二年个人内部刊印的科研成果统计表》在述及《文字学》的字数时分别写作三万字和两万五千字)。

图十六


图十七


1982年8月30日,葛玛丽应中国突厥学会会长包尔汉(1894-1989;1929年留学德国时曾在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见过葛玛丽)的邀请抵达北京,进行为期三周的访学活动。此时距离她上次来京,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北京)编印的《突厥语研究通讯》第6期(1982年6月)和第7期(1982年10月,图十八)曾刊出《西德突厥学家葛玛丽教授将来华访问》《西德突厥学家冯·加班教授访华》(编辑组供稿,目录页题作《西德突厥学家冯·加班教授来我国访问》)和《冯·加班教授简介》(耿世民1982年7月撰于波恩)等文对此事做过报道。葛玛丽在华的行程如下:

8月31日 

上午 会见包尔汉

下午 参观北京图书馆

晚间 包尔汉宴请

9月1日

上午 向中国突厥学会在京理事及有关民族语文工作者介绍乌拉尔阿尔泰学会的活动情况,同时介绍对新疆出土的古代文献的研究情况,会后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玛纳斯》的柯尔克孜族学者见面

下午 做学术报告《回鹘绘画艺术与中国》

9月2日

上午 赴民族所,与该所及北大、社科院历史所和民院等单位从事中亚史或新疆史研究的学者就回鹘史问题进行座谈

下午 与上述单位及中央美术学院从事艺术史、宗教艺术研究的的学者座谈

9月3日

上午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介绍该会的活动情况,会后游览中山公园

下午 在民院民族语文系做学术报告《中亚中世纪以来的突厥文献》

晚间 赛福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

9月4日-17日

访问乌鲁木齐、吐鲁番和敦煌

9月6日 在乌鲁木齐做学术报告《中世纪以来的中亚突厥文献》

9月7日 在同地做学术报告《国际乌拉尔-阿尔泰学会的活动情况》

9月9日 在同地做学术报告《回鹘壁画艺术中的汉族影响》

9月18日 返回北京,辞别包尔汉后回国

图十八


葛玛丽在乌鲁木齐做的三篇报告,汉译文刊于《突厥语研究通讯》第9期(1983年3月,图十九;从这期开始,《通讯》由油印改为铅印),分别是《中世纪以来中亚的突厥文献》(图二十)、《回鹘绘画》(图二十一;以上两文为社科院民族所世界民族研究室刘兴武译)和《乌拉尔—阿尔泰学会的科学研究活动》(图二十二;中央民族学院李增祥译,同院魏萃一校)。特别有趣的是,在程适良与阿不都热合曼合编的《乌孜别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142页)里,葛玛丽做学术报告的情景竟然被用作了乌孜别克语的例句(“在科学报告会上,各位学者以极大的敬意凝视着葛玛丽教授”)。

社科院民族所语言室编的不定期内部参考读物《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也刊布过与葛玛丽有关的三篇译文,分别是第2集(1983年11月)中许浩福翻译的《现代维吾尔语中的代词词干》(155-160页;图二十三,译自俄语论文Mestoimennye osnovy v sovremennom ujgurskom jazyke, Sovetskaja tjurkologija[《苏联突厥学》], No.3, 1976, pp.25-30),第7集(1986年6月)中王秀珍编译的《联邦德国著名语言学家葛玛丽教授简介》(148-155页;图二十四,文前脚注:“本材料由葛玛丽教授亲自提供”),以及第9集(1987年12月)中王秀珍翻译的《突厥语特点》(49-61页;图二十五,翻自Charakteristik der Türksprachen, Turkologie,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5:1:1, Erstausgabe[初版], Leiden: E. J. Brill, 1963, pp.1-26;Leiden/K?ln: E. J. Brill, Nachdruck mit Erg?nzungen[增订再版], 1982, pp.3-26)。译者许浩福和王秀珍在1980年代初分别是民族所的助理研究员和实习研究员。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图二十五


刘照雄在他填写的《一九八一年个人研究成果登记表》中的《内部印刷或完稿待印的著译和资料》一栏曾说“辅导王秀珍同志合译的《喀尔喀蒙古语语法》一书已完成”,“正文部分约15万字,加附录约20万字”,“请求送所,争取安排出版”,在1984年12月1日填写的《主要研究成果登记表》的“主要论(译)著目录”中也说过“《喀尔喀蒙古语语法》,20万(译自德文版),辅导王秀珍一起翻译。书稿83年已交社科出版社”。他和王秀珍合译的这部德文版《喀尔喀蒙古语语法》就是鲍培(Nikolaus Poppe, 1897-1991)的Khalkha-Mongolische Grammatik(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51)。但据他在《专业职务聘任申报表》(1986年2月)中所附译著目录中说:“波普著《喀尔喀—蒙古语语法》译自1951年德文版;辅导王秀珍合译。83年由社科出版社发排;85年承印厂只排出一部分,后将译稿散失。现又补全译稿,另外安排印厂排印。”(图二十六)但此译稿后来似未见出版,只有导言刊布于《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1980年,116-127页)。

图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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